语言规划的生态观 (书评) 刘海涛 Kaplan, Robert B., & Baldauf, Richard B. (1997):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403 p.

Robert Kaplan 为美国南加州大学应用语言学教授，发表过大量专著和文章，曾任美国应用语言学学会主席。Richard Baldauf 现为悉尼大学教授，有许多有关语言规划的文章发表，是澳大利亚应用语言学学会主席。两位作者的学术经历和地位，使得他们可能接触到几乎所有的语言规划文献(当然，我指的主要是用英文发表的文献)，这一点可以从书末近50页的参考文献中得到印证。

全书分为4大部分，计11章。第一部分题为“语言规划的基本概念”，这一部分可看作是关于语言规划的入门读物，其中包括术语、几个便于理解语言规划过程的架构以及几种常见的语言规划的目标等内容。在“规划的背景和术语基础”一章里，作者从政府机构、教育机构、非政府组织、其他组织和个人等角度考察了语言规划现象，这有利于读者从更大的范围理解这种活动。我们认为这种全方位的背景考察，较之我们过去常见的‘语言规划’只是一种‘政府’行为，更客观地反映了语言规划的事实。鉴于此，作者给出了语言规划的简要定义：“语言规划是某些人出于某些原因修改某些社团语言行为的活动”。视其规模，语言规划可分为宏观和微观规划，二者在复杂程度和主要角色方面均有差异。语言规划的主要对象是语言，然而由于侧重点的不同，各种学科对于语言的分类也有较大的差异。为了便于随后的讨论，作者详细考察了语言在‘政治’、‘社会’、‘教育’、‘普及’的定义。题为“谁为谁做什么？”(Who does what to whom?)的第二章考察介绍了 Haugen, Haarmann, Cooper等人的语言规划架构，为读者提供了了解语言规划过程的主要材料。语言规划一般分为两种活动，其一为对于语言本身的修改，其二为对于语言环境的改变。人们称前者为“语型规划”(Corpus planning)，后者为“地位规划”(Status planning)。本书作者认为如此分类有失简单，因为二者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同时他们之间也是关联的、互动的。(p. 28) “地位规划一般由官僚机构和政治家来实现，但语型规划只有通过语言学家来完成”(p. 43). 本章也对这两种规划的主要内容做了详细的介绍。在“语言规划的目标”一章里，作者将语言规划的目标分为“语言净化”、“语言复生”、“语言改革”、“语言标准化”、“语言扩散”、“词汇现代化”、“术语统一”、“问题简化”、“跨语交流”、“语言维护”等领域，并且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些问题。作者也认为语言规划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它的实现远比从上到下的命令方式要复杂的多。

第三部分为案例研究，共讨论了15个语言规划的例子。这些例子对于进一步加深如前所述理论和方法的理解，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笼统说来，前面三部分的讨论基本上是建立于前人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内容可以看作是本书副标题中的“实践”。接下来的第四部分为本书的核心。在这一部分里，作者提出了一种语言规划的生态模型。这一模型较之过去的许多理论和方法而言，具有较好的完整性。因为语言规划不是一种孤立的活动，对于一种语言采取的行为可以涉及到其他语言。作者提出了语言规划(或语言生态系统)的如下变量：‘语言消亡’、‘语言生存’、‘语言变化’、‘语言复生’、‘语言变化和语言扩散’、‘语言融合’、‘语言接触与皮钦/克里奥尔语的发展’、‘非文盲人口的发展’等。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这些变量如何在语言规划过程中起作用，作者用一定的篇幅细说了这些变量。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里，作者进一步阐述了基于生态理念的语言规划模型，并且认为语言规划的实施者应该清楚地分析、理解所欲进行规划的语言的生态系统，只有这样才能更进一步做好规划工作。在第311-323页，作者用生态理论分析了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墨西哥、南非、瑞典、美国的语言生态系统。这对于其他国家语言生态系统的描述，有较大的借鉴意义。事实上，在本书问世后，在同一家出版社已经开始出版有本书两位作者编辑的语言规划丛书，现在已出版的有：

总的说来，本书综合了各家之言，提出了一种基于生态概念之上的语言规划理论。较之以前的理论而言，它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和解释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本质上本书强调的仍然是语言规划的社会(语言)学特征。对于语言学方面的问题，其讨论仍然是过于简单。例如，作者在论述语言规划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必要性时，引述了Tauli(1984)一文的观点。但是事实上，Tauli 的文章所倡导的是要重视从语言评价到语型规划的语言规划理论，并且对于常见的那些只注重社会方面的规划理论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评, 他说：“But more important than sociology is teleology. ... The goal of LP should be to make the language as efficient a means as possible. ... We should try to make the language more suitable to modern culture and society.”(1984: 89)。Tauli 关于语言规划的详细理论见其 1968 的专著。就我个人而言，我比较偏爱Tauli的语言规划理论，因为既然语言规划也是一种‘规划’活动，那么它的一般目标应该与其他规划领域相似，即：对于规划对象的优化。当然如果本书能够真正结合Tauli 的理论，那就完美了。我曾经在另一篇文章(1999)中简要提到为什么语言规划界忽略 Tauli 的原由，现在看来语言规划领域中过于重视“地位规划”的风气难以改变，就是在这本书的参考文献里，我们也没有发现 Tauli(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