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来，我陆陆续续读过不算少的有关语言多样性、语言人权、语言生态学、生态语言学以及相关领域的专著与文章，也零星写过一些读后感。可以说，我对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联系，语言的生态观，语言人权和普遍人权等问题，有了不浅的认识。尽管如此，当我读了Maffi的书后，还是感慨万千。

本书是由34篇文章组成的近600页的文集，作者来自大学、研究机关和普通的弱小民族，这些作者的专业包括人类学、语言学、生物学、植物学、生态学、心理学及社会学。由此不难看出，本书的跨学科性和论题的多样性。

由于标题中含有一个“Biocultural”新词，所以编者加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副标题，用来指明本书的主体为生物、文化的多样性，通过 Biocultural这个术语，人们可以将语言、知识和环境联系在一起。显然，要想在一篇短短的读书札记中，向您详细介绍本书丰富的内容，那是不大可能的。为此，我们将有选择的介绍一些文章。

开篇文章为本书编者 Luisa Maffi 的引论，主要从多种角度论述了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之间的相互依从和关联，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有识之士开始采取各种方式，拯救濒危的语言，进而达到保护人类文化之目的。Terralingua: Partnerships for Linguistic and Biological Diversity, 就是一家专门服务于此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Terralingua已经组织过几次有关的国际会议，其中于1996在美国加里福尼亚伯克利举办的会议尤其重要。会议力图对以下问题寻求答案：

1、               生物、文化、语言的多样性是有关联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种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2、               在世界各地的土著和其它部落团体中，可用来证实人与环境关系的证据是什么？在什么环境下？过去，还是现在？什么样的人类活动以及机构设置，能够导致这种关系的维持和断裂？

3、               传统生态学知识的流失和保护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4、               在这类知识的获得、积累、维护和传播的过程中，语言的角色是什么？语言的消亡对此有何影响？

5、               社会经济因素在语言文化变化过程中和环境知识与行为变化中，有什么作用？

6、               由于不同的语言、文化模式以及知识体系相互接触而产生摩擦、冲突，其认知基础是什么？

7、               这些变化是如何影响个人及社会的选择与决策的？

8、               怎么样才能把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用最佳的方式反映到有关民族生态知识变化与消亡的研究中去，并采取旨在保护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宣传？

9、               这些成果如何能够用最佳的方式传递给部落团体，以其决策时参考？

10、           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些知识来教育公众，使得他们意识到这种全球性的对于语言、文化多元性的威胁，以及其与濒危的生态系统的关系？

本书就是有关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理解，Maffi在这篇长达50页，简要介绍、评述了本书的每一篇文章，文末附有大量的参考文献，有助于读者对此问题的深入了解。

在标题为“语言、知识和环境”第一部分有13篇文章，这些文章从多种角度构建了本书中的理论架构。

Harmon从心理学和哲学出发，讨论了自然和文化的多样性问题，他的讨论基础是William James的有关理论，按照他们的说法多样性是生命的基本条件。Harmon认为多样性是人类意识的必要条件，换言之，如果意识使我们成为人类，那么也可以说由于有了多样性人才能称之为人。在文章结尾，Harmon 说到“我们人类的进化史告诉我们文化的多样性是与非人类世界的多样性紧密相关的。目前的许多事件告诉我们，它们面临着同样的威胁。生物文化观是解决这一问题唯一有效的方法。我们最终会发现统一不是单一”。

Mishler的文章主要讨论了有关生物多样性的问题，如：什么是生物多样性的基本单位？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何在？面对政治、经济方面的压力，我们应该保护什么？生物多样性和文化－语言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Corbett的文章题目对于语言学家极具吸引力“为什么语言学家需要语言”。作者开门见山说到，对于许多局外人而言，语言学家在任何有关语言、文化及生物多样性相互关系的调查研究当中理应担当重任。然而，知道现在许多职业语言学家对此问题却是漠不关心。作者引用Krauss有关语言消亡的说法，即如果世上90%的语言消亡了，那么语言学也就差不多该退出历史舞台了。本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语言多样性是语言学的中心问题。在列举了许多语言的例子后，任何一位曾经麻木的语言学家都会意识到语言对于他和他的职业的重要性。作者引用L.Locke的一段话来结束了自己这篇每一位语言学家都应该读一读的好文章：“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we embrace the very defination of 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 and to be a developing member of the species.”

Smith 在题为“论文化、语言及生物多样性的共同发展”一文中，通过一组有关北美土著人语言及文化的数据，分析了标题所述的这三种因素是如何共同发展和相互影响的。

Hunn的文章也聚焦于生物、文化、语言多样性的一般问题，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其中的表6.1，利用图表的形式比较分析了三种多样性的异同，一目了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Mühlhäusler题为“生态语言学，语言多样性，生态多样性”论文，题目很大，篇幅却不是很长。作者是有名的克里奥尔语研究专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生态语言学家。在引进奥地利学者Fill关于生态语言学的定义之后，指出生态语言学的关键概念是多样性及其功能性的相互关系。这种观点可以上溯到洪堡特和沃尔夫，近代的先驱者为Haugen。M氏本人和奥地利的Fill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旨在创建一门语言学的新分支，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语言多样性等问题应该纳入到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之中。关于语言生态学的基本问题和文献，读者可参考（Fill/ Mühlhäusler 2001）。M氏在文中谈到当代主流语言学关心的是语言的一般原则和理论，而非具体的语言。这种倾向难免使得语言学家忽视语言多样性问题。语言除了担当人类的交流工具外，也执行其它许多亚交流功能的任务，如标记和维持民族的身份。作者认为语言的多样性是语言作为人类知识和经验的存储器的基本条件，语言是人类发现世界、适应世界、生存技巧的存储器。语言的消亡，也会将它们储存的人类知识一并带走。

Nabhan和Atran撰写的第八、九章，主要讨论和当地人民对于自己生存环境的了解和这些知识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帮助。从他们列举的大量事实来看，世界各地的原居民，对于他们的生存环境都有着深切的理解，这些知识对于多样性的维护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保护好这些原居民文化、语言的重要性。

Hill的文章考察分析了导致语言死亡的语言衰落过程。一旦讲当地语言的人转向所谓“世界性”语言的学习、使用，讲当地语言的人就会越来越少，此时语言就步入衰落的进程。作者注意到虽然跨代转递的中断常常被认为是语言衰落的主要原因，但是语言衰落在流利的使用者中也可见到。Zent的文章主要讨论民族生物知识的消失问题。

这一部分的最后两篇文章，试图回答如下问题：如果语言在知识和环境的关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为什么语言学对于这种联系的研究反映平平？而且其通过语言来记录文化知识的工作，也少的可怜？Pawley通过比较划分和比较两种语言模型，来探讨这一问题，即：“基于语法的模型”和“主体事物模型”。“语法模型”是语言学家研究语言的一般方法，它将语言视为一个自治系统，而忽略与其有关的其它世界知识问题，所忽略的当然也包括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文化知识。“主体事物”方式将重点放在语言所谈论的主体事物身上，如传统的生态知识。为了说明和支持自己的观点，作者列举了巴布亚新几内亚Kalam语的例子，由此可以看到我们常听说的“任何用一种语言可说的东西，也可以用任何其它语言来述说”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如果这一观念不转变，就不会意识到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作者希望他的文章已经能够说服读者除了统治语言学领域的语法－词汇模型外，还有其它观察、研究语言的方式和方法。

Wollock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了相似的问题。他认为：西方语言学对语言多样性保持沉默，忽视、甚至否认在语言和现实世界之间的任何联系，其根源在于西方唯名论的哲学传统。唯名论将所有的通用概念视为与现实世界没有联系的任意社会结构。在这种传统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任意的符号系统，与外部的世界几乎没有联系。作者认为，只有改变将语言视为一种语法的观点为把它看做是一种在社会及自然世界的活动，才有可能贴切地谈论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关系，才能讨论语言作为文化存储器的问题。

第二部分的文章，主要从语言、文化以及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研究了来自非洲、亚洲、大洋洲、美洲的案例。这些鲜活的事例，从多种角度对第一部分提出理论架构作了很好的补充和说明。限于篇幅，我们在此不作详细介绍。

通过第一部分的理论分析和第二部分的事例研究，我们已经明确了作为一个语言学家和其他对社会有责任的人的基本任务。剩下的就是行动了，第三部分的总题目就是行动指南和工作备忘录了。在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提到 Tove Skutnabb-Kangas关于语言人权的文章，语言的消亡和文化的消亡，事实上，与人权状况有关。对此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能不会满足作者这篇短短的东西。那么请作好准备，去阅读同一作者的另一部大部头吧。（Skutnabb-Kangas, 2000）

总的说来，此书猛一看内容有些凌乱，但实际上却是精心选择、编排的。版式非常漂亮、实用。祝贺编辑Luisa Maffi为的人类文化事业作了一件好事。此书不仅可以为语言学家提供许多新的知识和观点，而且也是人类文化向他们发出的召唤，是一本现代社会语言学研究人员的必读书。对于人类文化、生物多样性、生态学等领域感兴趣的读者，阅读此书也会受益不少。

 

参考文献

 

Fill, Alwin/Mühlhäusler (Ed. 2001)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au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Londo/New York: Continuum.

Skutnabb-Kangas, Tove (2000). Linguistic genocide in education - or worldwide diversity and human rights? Mahwah, NJ & London, UK: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xxxiii+785 pp. ISBN 0-8058-34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