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threatedned languages be saved

人类可以拯救濒危的语言吗？由国际著名社会语言学家 J. Fishman主编的本书对此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事实上，本文集是Fishman 于1991年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一书的延续。Fishman 1991 年的那本著作为社会语言学家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是社会语言学者跟踪研究语言发展的必然产物。虽然Fishman创造了一个新的表达方式Reversing Language Shift（RLS，逆向语言转换），但其基本含义类似于研究“弱势语言”、克里奥尔语等学者在近十年来倡导的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从有关文献来看，二者的研究趋向有所不同，但实质均是希望通过采用人工参与的方式改变语言不断消亡的局势。关于语言多样性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我们已多次在其他地方谈到，这是语言生态学或生态语言学的研究主题。Fishman所提出的 RLS 理论，其本质和目标虽然也有益于保持语言的多样性，但更注重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非单纯的提出问题。如果人们将语言生态学提出的问题，试图用Fishman的RLS 方法来研究解决，可能是一个不错的研究路向。

Fishman在1991一书中提出了RLS工程的8个阶段，并且在此框架下研究了十多种濒危语言的例子。十年后问世的这本书通过一个统一的RLS研究框架，更新了这些语言的现状，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RLS理论。本书共分19章，除第一章和第十九章由主编Fishman撰写之外，涉及各种语言的十七个章节，均由那一种语言的专家写成。以下为本书涉及的语言及作者：Navajo(T. Lee/D. McLaughlin), 纽约波多黎各人讲的西班牙语（Garcia/Morin/Rivera），依地语在纽约（Fishman），魁北克的RLS（Bourhis），Otomi（Lastra），Quechua（Hornberger/King），Irish（Riagain），Frisian（Gorter），Basque（Azurmendi /Bachoc /Zabaleta），Catalan(Strubell), Oko(Adegbija), Andamanese (Annamalai / Gnanasundaram), Akor Itak (Maher), 希伯莱语(Spolsky/Shohamy)，欧洲移民语言（Clyne），澳洲土著语(Lo Bianco/Rhydwen)，Aotearoa(R.Benton/N.Benton)。

Fishman 在题为“Why is it so hard to save a threatened language?”的第一章里，从多种角度讨论了拯救濒危语言的困难性，他认为：一种与传统文化联系密切的民族文化语言的消亡通常是长期与其传统文化背离的结果，这一过程助长了与语言保护主义敌对力量的形成；保护弱势语言的活动一般被认为是保守、狭隘和反现代的；为了保护一种濒危语言，她的某些作用既要区别于其强势对手，又要和其达到共享，这是一个难于达到和维持的折衷位置；濒危语言重获的任何功能都必须同时从“上”、“下”两方面得到加强；RLS的反对力量不仅来自国内的统治力量，也来自国际。

在接下来的十七章里，来自世界各地的语言研究者们，利用Fishman(1991)一书中提出的RLS理论框架分析、描述了十多种濒危语言的现状和发展。从这些语言生态爱好者的笔下，我们不难感到语言拯救工作的任重道远。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再介绍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了。虽然这些语言各自所处的环境不同，但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都曾或正在消失。我们高兴地看到曾经消失的希伯来语的复活，也看到濒危的爱尔兰语的状态恢复，这说明只要方法、组织得当，语言的RLS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最近几个月一直在阅读、思考有关语言生态学和语言多样性的东西，加之过去对于国际语学和语言规划的研究和理解，我不难理解本书的主要内容和Fishman提出的RLS理论。然而，当我读到以下一段文字时，我的心被震撼了：“When the words of all people become one, then the world will come to an end. Our language is holy, and when it is gone, the good in life will be gone with it.”（p. 23）。看了这一段文字，我们不应该再有什么理由忽视语言的消亡了。

Fishman 用“From theory to practice”的第十九章结束了这一本对于社会语言学极有意义的文集。在这一部分，作者重新检视了RLS理论，总结了RLS十年来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历程。最后，作者对于本书标题提出的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换言之，濒危语言是可以被拯救的，但这是一项需要精心组织的社会工程。作者也提醒大家面临濒危的不仅仅只是那些小语言，世上所有的语言，其生存是密切相关的。这如同生物世界的生态关系一般，如果世上所有的生物都灭绝了，那么人类作为唯一的生物也是无法继续存在下去的。语言也是如此，没有人愿意接受只有一种文化和一种语言的世界。

总的看来，Fishman提出的RLS理论是一种基于社会语言学的语言规划理论，RLS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步骤将濒危的语言恢复到正常状态，由于语言问题涉及到社会、经济、心理、文化、政治等因素。RLS作为语言学家的一种理论，要让其真正起到作用，还须政治家的大力支持，否则难以奏效。计划语言的研究者们多年来通过对于计划语言的研究，已经就语言的社会化机理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如果，我们将Fishman的RLS中GIDS的步骤与著名计划语言学者 Detlev Blanke 的计划语言社会化步骤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计划语言的研究是可以为RLS 或濒危语言的拯救提供许多借鉴的。对于计划语言的发展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由Klaus Schubert 主编的新作：Planned Languages: From Concept to Reality. (2001, Brussel: VLEK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