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统一始于秦朝。秦不但将分立的多个诸侯国统一为一个国家，也统一了文字。尽管文字的统一不等同于语言的统一，但 “书同文” 的语言政策有助于口语的书面记录，进而促进汉语书面语的形成。从语言规划的角度看，秦始皇的 “书同文” 可视为世界上最早的语言规划活动之一。如果按照Cooper（1989）一书中所提出的语言规划和社会变革间具有密切关系的观点来衡量，“书同文”和中国统一之间可能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长久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进行了许多语言规划的实践。周有光先生将中国语言规划的主要领域概括为：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文字的简便化，表音的字母化。这些语言规划的实践对于语言规划理论和学科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但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对这一学科国际动态和语言规划理论架构的了解，国内语言规划的研究多年来基本停留在经验总结的阶段，使得宝贵的实践难以上升到理论层面，从而被国际学界所忽略。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中国人走出国门，去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理论。在语言规划领域也是如此，本书第一作者赵守辉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人物。1988年，赵守辉在中国人民大学取得语言学硕士学位后，开始在5个国家的7所大学进行应用语言学的实践活动，并取得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博士学位。本书第二作者Baldauf是赵守辉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是国际著名的语言规划学者，由他和Kaplan合著的《语言规划：从实践到理论》一书已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的标准著作（详见 刘海涛， 2007），Baldauf目前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应用语言学教授。
        这部418页题为《改革汉字：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学术著作是根据赵守辉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笔者有幸在本书成书的最后阶段读到此书，当时的感受是 “这是迄今为止所看到的有关中国语言规划最好的一本书。” 为什么这么说呢？从选题看，本书的标题是“规划汉字”，也就是讨论周有光先生所说的“文字的简便化”的，讨论汉字简化的著述已有许多，但大多是关于汉字简化方案过程的一般性经验总结，几乎没有从语言规划理论方面对这种始于秦始皇的汉字简化活动进行全面分析的著作。从研究价值看，在周有光先生所概括的中国语言规划四大领域里，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和表音的字母化等问题均可以算是各国语言规划的一般内容，研究中国关于这些问题的实践当然可以为一般语言规划理论的发展提供有益的补充，但可能难以有大的发现和贡献，而汉字简化基本可算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语言规划现象，因此对它进行全面的研究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对语言规划领域的贡献自然大。
        由于本书是用英语写成的，为了照顾国外读者，书中有些内容对于国内的读者可能过于详细了。因此，我们在下面的评介中，仅介绍作者的新观点，特别是那些与语言规划关系密切的观点。
       本书正文分七章，另有前言、附录、索引等部分。第一章为汉字简化的简史。作者不但追溯了汉字简化的悠久历史，更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了1930-1970年代间的三次汉字简化上。这样的布局是有道理的，因为，此前虽然有一些汉字简化的活动，但多属非政府行为，很难将其置于现代语言规划的架构下讨论。为了便于讨论分析，作者将三次汉字简化从内容、组织、结果、失败的原因、背景等方面进行了讨论总结。但在讨论具体的汉字简化运动时，出发点也有不同。如把1935年汉字简化运动失败的原因归为个人的干涉、语言态度、政治因素等，而导致1977年“二简”被废止的主要因素是机构、时机、技术和经济。在讨论1935年简化字运动中的语言态度因素时，作者列举了汉字神秘化的现象后，从文化语言学的国际视角关照语言态度的保守倾向，引述Schiffman的语言原旨（纯洁）主义 （Language Purism）和Fishman的语言神秘化（Language Sanctification）有关论述，使人们对汉字简化的难度获得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两次不成功的语言规划表明，即使是同一类型的语言规划活动，也会由于实施时间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影响其实施的要素也会不同。作者从1956汉字简化方案的实施中，总结出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的经验教训：文字改革是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实验，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很难确定最终目标的实现程度；对于像汉字这样历史悠久、使用人数众多的文字，对其试图进行任何改革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语言学环境中，如何巩固此前在集权时期取得的文字改革成果，仍然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孤立地看，1956的汉简方案是成功的，但如将其置于一个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之中（如包括仍使用繁体字的地区）来观察，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另一方面，1935年的简化努力，就当时看是失败了，但以历史眼光考察，这次的简化方案本身无疑又是成功的，因为其简化原则为后来者所继承，表中绝大多数的简化字（达88％，苏, 2001）也被后来的简化字表所吸收。
        第二章重点考察了汉简方案的后遗症和新时期汉字使用的问题，对文化和社会政治方面在语言规划活动的影响进行了较详细的讨论。表2-1列出了从1898年 “维新自强” 运动到最近的 “数字化革命” 期间，中国主要社会变革和汉字改革（语言规划）活动间的联系。此种比较研究，使得我们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变革和语言规划之间的联系。本章中，作者在足够的实证性语料基础上所构建的汉字使用者三角模型（图2-3）对于理解汉字使用的现状很有价值。在现实社会中，很难找到完全使用一种字体的人，但大多数人均可在下面的三角形里定位自己的用字情况。

 第三章提出了汉字在数字化时代应用的问题，即，汉字在计算机及其他信息设备中的输入、存储和显示的问题。作为世界上仅存的古老书写系统之一，汉字从甲骨文历经风雨一路走来，在信息时代遇到了前进中最大的挑战，如何跨越这一继续前行，是本书关注的又一大问题。作者首先考察了汉字消息处理中的“二码”问题，即输入重码和阅读乱码（网络）。时至今日，“二码”难题仍是汉字与电脑结合的“死症”。考虑到互联网在数字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作者也单辟一节讨论了汉字与互联网相关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的建立非常有助于后续章节的展开，对于读者了解古老文字和现代技术间的冲突是很有帮助的。
    第四章的主题是汉字的标准化。汉字标准化是解决或克服汉字在技术领域应用问题的主要手段。第五章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考察了汉字的发展方向。作者以汉字自身的本体发展作为自变量，而将影响本体发展的各种复杂外部社会条件作为因变量，并从内外因关系的哲学高度进行考察，在承认外因对事务发展的影响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同时，强调外因是内因发展变化的条件，内因通过外因而起变化。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个问题，作者理出的影响汉字改革的七个主要的社会语言学因素即外因包括，（按照影响力排序）：（1）相关语言规划工作的成果，主要是普通话和拼音的普及程度；（2）技术发展的影响，指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和中文信息处理的进展；（3）经济状况和人口学因素，包括国民素质和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4）台海局势，即两岸关系走向；（5）社会文化环境，特别是俗文化的流行趋势；（6）国内政治的影响，例如中国国内政治及领导人个人因素；（7）国际环境的影响，如汉字文化圈政体的关系及国际风云变幻。至于汉字未来现代化的走向和路径，书中也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可以概括为六大走向：（１）大幅度压缩常用字，分级固定字量；（２）有限简化个别繁难字，包括正式承认一部分约定俗成在民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二简”字；（３）恢复部分繁体字；（４）以电脑为本人文其次的目标，大胆优化部件结构；（５）全面清查汉字家底，提高声旁表音度，使意旁理据化；（６）统一新旧字形，一揽子清理异体字。我们认为这一章的分析是中肯和到位的，是本书对于采用多因素（变量）分析语言规划行为的一大贡献。尽管学术价值大于可操作性，有些论述也不一定和国内学者一致，但这是对近代汉字现代化运动全方位的客观审视，它以翔实论据第一次建立起了汉字本体发展与客体环境的依存关系，因此从语言规划的角度看，第四、五章是本书的重点，值得引起关注。 第六章是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多层面探讨了人类使用语言多样性的趋势和机器对高度标准化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关系，并对未来规范化的决策过程提出建议。图6-2所构拟的汉字标准化多中心模型概括了汉字改革和未来一段时间汉字使用的方向，值得我国语言规划的研究者学习研究。

 模型将人机汉字使用分开的想法在理论上是有道理的，但在计算机几乎渗透到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今天，如何在使用计算机的同时有保持汉字使用的个人特点，可能又成了语言规划研究者的一项任务。作者在其后来发表的一篇文章（Zhao & Zhang, 2008）对在该书中建议的汉字未来现代化的走向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阐释。当然，好在这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做不做，什么时候做，都不如本书提及的其他问题重要。
    第六章的另外一个亮点是采用Cooper的 “八问” 语言规划模型对1986年前后汉字现代化活动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比较。具体内容可参见表6-3，这里不再详述。最后一章（第七章）分析了一些难以归并到前面几章，但和汉简又密切相关的问题，主要是，罗马化问题，二简仍在使用的问题，繁简转换问题等，这些都是令人关心又难以回避的。按照Zipf提出的语言“最小省力原则”，汉字简化的总趋势是无容置疑的，但理想和现实也总是有差距的。作者用一个示意图给出了汉字简化的趋势（图7-1）： 

 这个图也直观地告诉我们，人类有意识对语言进行干预的行为（语言规划）是能够改变语言发展的轨迹的，但从长远看，语言最终还是会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演化的，再一次证实了内因决定事物发展的基本方向。
    本书在研究方法方面也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其特点可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在构建理论和进行论证时，除了进行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国际比较外，一般也辅以实证性论据。为了获得实证性语料，本书作者使用了四种不同的研究工具：(1) 关键见证人访谈（ Key Informant Interview－KII） ，两次共访谈了十六位语言规划决策者和历史见证人，信息处理专家及在语言规划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学者；(２) 网络调查（Online Survey），在全球华人范围内（主要是海外学者）回收了150份关于汉字输入及网上阅读的网络调查表；(３) 测查和观察，为了调查“二简”字和繁体字的在现实生活中的使用情况，分别选取了四个汉字使用领域，即，a.一千份《养殖与种植》杂志订阅单（草根（民众）阶层）；b.《团结报》读者来信（老一代繁体字使用者），该报读者群为大陆原国民党左派；c. 东北师大附小各科教师年终总结报告（教育界），d.中央电大学生书面作业（普通识字阶层）。(４) 专题研讨会（Focus Group Seminar－FGS），初步研究结论曾邀请十位在京专家进行评议。
    本书另外一大鲜明特色是对理论创建的追求和尝试。作者力图在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将研究成果理论化、概念化，并尽可能利用模型和图表直观展现出来，这不但能给读者带来阅读和理解上的方便和美感，更能启发读者深思，这样的例子书中随处可见。如前文所言，作者这方面的可贵努力，有助于推动本学科理论化和深入发展。谨举一例，我个人在阅读有关 “长”字效应（Chang Effect）和“国”字现象（Guo Phenomenon）这两个概念的论述时尤觉得兴味盎然。前者用以说明我们在简化过程中所犯的“个体简化，系统繁化”的错误，后者考察了“国”字历史上若干字形及形体改变，用以说明汉字形体中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心理、政治及审美等因素。作者创造这两个概念用以高度概括汉字简化和标准化过程中两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这是两个早已被大家发现的问题，散见于各种相关讨论中，但却从未有学者将其升华为一种概念和规律。此种研究有利于简化汉字研究摆脱经验总结式的低水平重复。就笔者所见，这是目前对这两个问题最全面系统的总结（见第二章1.2.2－1.2.3），理应得到广泛应用和推广。
    英文书可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传播到更广泛的国家和地区，但用英语来写一本主要研究资料均来自中国的有关汉字研究的著作，难度是很大的。一是术语方面的问题，二是机构名称、文献、人名的翻译或罗马化。这一问题作者已在后记中意识到了，但书中这方面仍有一些有待于统一的问题。还有一个使我感觉不太习惯的是本书章节的编号。一般来说，如果我们采用阿拉伯数字对章节进行标号的话，那么每一章内部的节编号应该带有章节号，如3.2表示是第三章第二节，但本书对于每一章内部采用了不带章号的节表示，这样全书就有了多个3.2节，使用起来不太方便，而且，书的目录不只有章而不包括节和小节，轮廓过于粗犷，也给浏览造成不便。相比而言，书中的图表编号就正常多了。在文字校对方面，我们很难发现印刷错误，这一方面体现了作者的认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Springer作为一流出版社的品质。好在经过一番努力，我发现了第29页表1-1中的一个FFS（位于Background行TSC列最后一行）可能应该是FSS。另外，同一表中的Qian Xuantong前后都有’s可能也是一个输入错误。
    本书的另一个不足之处是，前后内容的安排略有脱节，特别明显的是全书的后半部份专业性明显强于前半部分。前半部部分内容的叙述和铺垫，虽然不落俗套自成一体，但似乎过多顾及了初级读者对汉字发展和改革的历史进程的了解。尚若作为一本海外院校专题课的教材，这不失为一个循序渐进的周全之举，但从学术著作的角度考量，则有些单薄，若能换成对前人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的综述，则会比目前这种安排要清楚得多。当然这种安排可能出于海外出版商对销量的考虑，作为读者我们可以理解作者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苦衷。
    在应用海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方面。虽然，书中几乎引用和提及了国际学术界中关于中国语言规划和汉字改革的研究成果及一般语言规划理论的所有研究，但仍难免挂一漏万，留下遗憾。例如，瑞典学者Roar Bökset 2006 的博士论文（ 斯德哥尔摩大学）“简单汉字的复杂故事：简体字进化史” （Long Story of Short Forms: The Evolution of Simplified Characters）中有不少基于田野调查的有趣发现和结论，若能及时吸收进本书，将会使本书的论述更加翔实具有说服力。德范克 (De Francis, 2006) 的近作 “中国文字改革之前瞻” 也不应被忽视。再如，在第六章中阐述汉字未来规划方向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时，作者也未能充分使用François Grin有关语言规划及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的众多极有价值的著作 （例如Grin，1996）。
    本书在使用国际流行的语言规划相关理论时，虽然广征博引、贯穿全书，显示了作者对语言规划相关研究的谙熟，但对理论的使用未能集中和深入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如在分析八九十年代初那场“汉字文化”之争时，本书虽有若干独到的观察和发现，但如能使用国际上近年来流行的文本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法，从意识与现实、本体和客体的互动立场出发，考察汉字文化派在宣传造势过程中，如何通过操控语言和媒体来影响受众公共意识，可能会有助于更清晰地揭示这场论证的前因后果。
    总的来看，本书结构合理、资料丰富（共使用了404种海内外文献，其中英文文献157个）、语言流畅，尽量兼顾严肃的理论探讨与内容可读性的关系，是从语言规划理论对汉字简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上乘之作。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回避敏感话题（如对“二简”和“汉字文化”之争的观点）和复杂矛盾（如第六章3.2，3.3和3.4以及第七章的4.2），迎难而上，敢于对成见和定论大胆提出质疑（如第一章3.2.1和5.2.2，第七章3.1.4）。此种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汉字简化的历史和未来，也有益于我们用语言规划的论探讨中国的其他语言规划活动。因此，我向所有研究语言规划的同行推荐这本书，特别向国内的研究者推荐这本书。对于国内的个人读者来说，125欧元的价格可能是获得本书的最大障碍，好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已经订购了这本好书（系统号001402678），既然如此，您还等什么呢？当然，您也可以先去出版商的网站免费阅读本书的部分章节，地址为：http://www.springer.com/linguistics/book/978-0-387-48574-4
    据闻，负责该书组稿并亲自为本书作序的国际著名应用语言学家Spolsky教授建议，由Springer出版公司北京分部出版本书的中文版，尽管将四百余页的英文著作翻译成汉语绝非旦夕易事，但此事值得期待。在成书过程中及出版后，作者对书中所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又进行了反思和深入探讨，形成了一系列文章。笔者建议，读者若能有条件结合这些单篇文章一起阅读（如Zhao 2005, 2006; Zhao & Baldauf 2007, 2008），则会更有助于全面了解作者的对汉字现代化和规范化的见解和构想。
　

参考文献

刘海涛 （2007）语言规划的生态观—兼评《语言规划：从实践到理论》, 载《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 51-57.

苏培成 （2001）《 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太原：书海出版社

Cooper, R.(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 Francis （2006）The prospects for Chinese writing reform. Sino-Platonic Papers, 171, 1-26.

Grin, F. (1996) Economic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nd language planning: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21, 1–16.

Zhao, S.H. (2005) Chinese character moderniz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urrent Issues of Language Planning, 6 (3), 315-78.

Zhao, S.H. (2006) Chinese script reform: State intervention and individual influence. Language Forum, 32 (1-2), 5-26.

Zhao, S.H. & Zhang, D.B. (2008) The tota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 A digit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omputing (JCLC), 17(2), 107-125.

Zhao, S.H. & Baldauf, B.R. Jr (2007) Language planning, naming and character use in China. Current Issues of Language Planning, 8(3), 283-304.

Zhao, S.H. & R.B. Baldauf, Jr. (2008) Prestige Planning in Chinese Script Reform: Individual Agency as a Cas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AAAL) 2008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29, March -1, April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