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rich Becker (2011, ed.) Interlinguistik und Esperantologie. Bibliographie der Veröffentlichungen von Detlev Blanke. Interlingvistiko kaj esperantologio. Bibliografio de la publikaĵoj de Detlev Blanke. New York: Mondial. 242 页。 Cyril Brosch & Sabine Fiedler  (2011, eds.) Florilegium Interlinguisticum – Festschrift für Detlev Blanke zum 70. Geburtstag. Frankfurt/Main: Peter Lang. 424 页. 刘海涛 评介

尽管早在1911年，Meysmans就在法语文献中使用了 “国际语语言学”这个术语。但一般认为，这一术语正式进入语言学的时间是1931年。那一年，丹麦著名语言学家叶斯柏森发表了题为A New Science: Interlinguistics (一种新科学： 国际语语言学)的论文。在叶斯柏森看来，国际语语言学是研究人造语言的一个语言学分支。80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跨语言交往的活动与日俱增，国际语问题也越来越重要。尽管国际语学研究的问题日益重要，但其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却一直处于边缘状态。庆幸的是，世界各国仍有一些语言学家在坚持不懈探究人类跨语交际的奥秘，不断推动着国际语学学科的发展与进步。Detlev Blanke博士就是这样一位长期战斗在国际语学一线的学者。毫不夸张地说，作为当代最多产的国际语学研究者，Blanke博士有关国际语学的论著可能是后学最值得研究的资料。遗憾的是，由于国际语学不是一门显学，其文献大多散落于各种小型出版物之中，要想了解这个领域已经有什么研究成果并非易事。

值Blanke博士七十大寿之际，Ulrich Becker编辑出版了这本Blanke博士有关国际语学与世界语学的著述目录。书中收录了Blanke博士从1958年到2011年间发表的1284种论著的信息，这些文献是从1900多种论著中选出来的。从内容上看，涉及国际语学与世界语、术语学、语言政策、世界语教学与教材、世界语运动的历史（特别是工人世界语运动）、德国与国际世界语运动等领域。从形式上看，书目按照以下分类来安排文献：专著、编著、手稿编纂、译作、编辑的期刊、论文及书评、其他等。书末还附有评论Blanke其人的文献目录。为了便于读者使用，书末附有多种索引。其中在人名索引中，也发现了本文作者的名字，清楚地显示书中共有7处出现过这个名字。有趣的是，在第220页，可以发现一个书中所有文献所用语言的清单，除了Blanke博士主要使用的德语与世界语外，还有以下这些语言（括号里为数量）：保加利亚语（4）、汉语（1）、英语（11）、法语（2）、Ido（2）、意大利语（3）、加泰伦尼亚语（1）、波兰语（6）、罗马尼亚语（1）、俄语（6）、瑞典语（1）、斯洛伐克语（2）、捷克语（1）、匈牙利语（2）。这本书是德语、世界语双语版，这意味着对于每一个原文为德语的文献会有一个简短的世界语说明，反之亦然。如果文献的源语不是这两种语言，就会同时有这两种语言的一个说明。

考虑到Blanke这些论著针对的对象是多样的，在数量最多的“论文与书评”一章，编撰者将论著划分为两类，I类为偏重专业的文献，II为更注重实践的文献。这样的划分，对于读者是很有帮助的。然而，对于国际语学与世界语学的研究者而言，用这本书找到已有什么样的文献只是第一步，接下来面临的任务是到哪儿去找这些文献呢？Blanke博士在引言这一章的最后，告诉了你发现的路径。具体详情，请参看原书。

今年是“国际语学”这个术语出现100周年，是在语言学中正式引入这个分支学科80周年，也是当代最著名的国际语研究者Blanke博士的70大寿。以上提及的Blanke博士的著述目录为我们展现了一位学者的国际语学研究历程，这对于我们了解国际语学的历史与理论当然是很有用处的。但我们也需要了解当前国际语学的研究现状，需要了解国际语研究者们现在都关注些什么问题。据此，我们可以勾勒出国际语学这一百年的发展脉络，这对于学科的发展是很有益处的。下面这本书便是一本可以满足我们这一方面需要的著作。

今年5月30日是著名国际语学专家Detlev Blanke的70岁生日，德国学术出版社Peter Lang出版了这本由C. Brosch 和 S. Fiedler主编的纪念文集。

全书共有22篇文章，基本涵盖了当代国际语学研究各个领域。这些领域也是Blanke博士本人多年来所涉及的研究主题，具体有：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民族语与计划语的比较研究，面向文学的语言创制，世界语运用中的词典编撰、教学及语体研究等问题。

Goro Christoph Kimura在本书的开篇之作中讨论了不同母语的人进行语言交流的各种可行性，认为国际语学正是研究这种跨语交际的学科。在考察已有各家之言的基础上，他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一种国际语学研究的分类架构。这一架构将有助于形成新的比较研究的基础。

Klaus Schubert从Blanke关于国际语学是国际语言交流最优化的定义出发，研究了人类对语言的有意识干涉问题。他探讨的重点是国际语学的一个应用领域，专业语言的最优化问题。作者认为，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自然性”与“人造性”是有意识与无意识对语言发展进行干涉的一个连续统的两个端点。对于语言发展的有意识干涉可以导致新的语言系统的创制，计划语言就是这样一种语言，专业领域语言也具有这样的特质。

Humphrey Tonkin也以“自然”与“人造”这条轴作为参照，讨论了计划语言问题。他认为计划语言不是一种孤立的极端存在，而是语言规划的一种楷模。Tonkin从本体规划、地位规划、习得规划与声望规划的角度，说明世界语是各种语言规划过程密集作用的产物。Tonkin的这一研究实际上也反映了现代语言规划界的一种趋向。传统的语言规划大多研究的是一个国家或政体内部的问题，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使我们面临许多跨越国界的语言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显然难以采用传统的、面向国家内部的政策与方法。国际语学从一开始就是要解决国际间的语言问题，这也使得它可为全球化时代语言规划研究提供许多有益的参考。

Seán Ó Riain 从多语制的角度探讨了欧洲语言政策问题。他描述了其母语爱尔兰语的历史与现状，这种语言尽管已在2007年成为欧盟的官方语言，但由于难学，用的人很少。Ó Riain认为面向语言的教学方法，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在这种教学法中，世界语这种计划语言由于其所具有的预教育价值可扮演一种重要的角色。对于作者而言，世界语不是欧洲多语制的敌人，而是保护这种制度的一种工具。

Sabine Fiedler 考察了计划语言（世界语）在当前的语言政策文献中的情况以及文献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大多数人肯定了计划语言在构建一个平等、有效的国际语言交流过程的作用，这对那些说世界语是一种乌托邦、不再合乎潮流、缺乏使用的人是一种驳斥，但对世界语的欧洲特征、世界语文化的存在、母语者的角色等问题却存在着争议。

Wim Jansen 探讨了了世界语的词源问题，并重点研究了荷兰语对计划语言的影响。文章首先简要介绍了荷兰语的历史，时间跨度从1000年前的法兰克墨洛温时期到现在的荷兰。Jansen 列出了49个源自荷兰语、但通过德语进入世界语的词。

Cyril Brosch 研究的主题是计划语言中的空间问题。民族语中有关空间概念的研究表明，在这一方面鲜有普遍性。通过对世界语、Ido、Volapük、Interlingua、Interlingue等计划语言的比较研究，Brosch发现计划语言的创造者大多无意识地采用了欧洲语言的相关范畴。虽然，除Volapük之外的计划语言具有非常相似的空间表达形式，但就其内容而言，还是可区分的。这表明，这些计划语言具有自足的空间语法，而不仅仅是民族语的复制品。

Heidemarie Salevsky 探讨了权力、语言、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本研究以Pierre Bourdieu 的哲学思想为基础。作者认为，某种文化与语言的权力是由其语言社区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奠定的。翻译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并可或多或少用来测度引进的外来文化产品的价值。Salevsky以柯尔克孜作家Aitmatov Jenghiz为例，分析了将其著作翻译为德语的条件。

Bengt-Arne Wickström 分析了语言吸收外来成分的能力，发现这种能力与语言的类型特征及涉及的社会结构有关。他所使用的形式模型与分析可再生资源利用时的标准模型相同。作者也就所得到的研究结果对某些语言政策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Detlev Blanke将国际语语言学定义为有关国际交流的学科，并强调了计划语言学应该按照语言的实际使用来对这些为了国际交流与文学作品而有意识创造的语言进行分类。受此思想的启发，Wilfried Stoelting讨论了与国际语学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二语习得与双语制，语言考古学，柴门霍夫的世界语，以及JRR Tolkien语言发明的改革等。作者认为可以从计划语言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人工语言。

Věra Barandovská Frank的主题是泛斯拉夫语言模型。作者首先介绍了斯拉夫语的大致情况，以便读者对泛斯拉夫主义有所了解。通过对语言结构的比较，文章用具体的实例清楚地概括了已有的许多泛斯拉夫语言方案以及新近出现于互联网上的语言方案。

Cornelia Mannewitz将自己的目光放在了斯拉夫语北支上。她希望通过语言结构来探究文化建构的问题。参照已有用来表述构建语的概念conlang，她提出了Conculture的概念。北斯拉夫的例子说明，文学家所构拟的语言的历史是与语言内外的因素相关的。

用于文学创作的语言发明是当今一个非常流行的领域， Johannes Klare研究了法语早期文学中的这一现象。他带领我们进行了一场穿越几个世纪的乌托邦式的、梦幻般的文学之旅。在这场旅行中，我们不仅发现François Rabelais是一个能讲多种语言的人，也是一个语言的创造者，也会感受到Veiras Denis和Gabriel de Foigny所创制语言的迷人之处。

Otto Back的研究对象是最重要的计划语言-世界语。今天已稳固的语法与词汇基础，在世界语1887年问世后的几年内却遭受到不少批评，迫于改革的压力，柴门霍夫在1894年推出了一个改革方案。Back对这一方案的源起与语言细节进行了深入的讨论。Back认为，1894年的这个改革方案是一个严肃的计划语言方案。有趣的是，这个方案虽是柴门霍夫的有心之作，但最终却没有被人接受。

著名词典学家Erich-Dieter Krause从词典编纂的角度讨论了在世界语中如何来称呼一些亚洲地区特有的动植物。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对于世界语这种旨在全球范围应用的语言而言，如何处理这些大量的专业术语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Krause用详尽的动植物名称的实例说明亚洲地区动植物的丰富性以及相关术语工作的艰巨性与必要性。

Rudolf-Josef Fischer认为很难用一般的L1与L2来描述一个孩子从其讲世界语的祖父那儿习得大量语言的事实。通过对这一个体习得语言结构的观察，Fischer探讨了计划语言的“自然性”问题，认为在作为一种家庭联系的纽带方面，世界语与其他民族语没有什么不同。

从一百年前的第一本教科书到现代久负盛名的“萨格勒布教学法”，Velimir Piškorec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了世界语教材在克罗地亚的历史与现状。Piškorec没有采用干巴巴的一些指标来评价这些教材，而是结合教材作者的个人背景、所处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及同时代的教学法来综合考量这些教材。这是一种值得推广的可用来描述此类教学材料的评价模式。

Oksana Burkina介绍了自己基于实证基础之上的有关世界语发音标准的学位论文的主要观点。她的论文研究了世界口语的理论与实践特征，比较了世界语与民族语标准口语的相似性与差异，对世界语发音的“好”、“坏”进行了研讨。最后，她认为计划语言与作为通用语的英语特别相似，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发音的标准化。

Till Dahlenburg比较了德语与世界语的修辞手段，正是由于Dahlenburg的辛勤工作，世界语才有了如此丰富的术语来表现这些修辞手段。作者通过大量实例说明如何有意识地来将一种语言精确翻译为另一种语言。作者认为，不是所有的修辞手段都能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因为某些手段过份依赖于源语的结构，很难在目的语中再现。

Toon Witkam介绍了自己对Microsoft Office所做的功能扩展。他的工作有助于我们直接使用Google来获取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所需要的文本。他也比较了现存小规模的世界语语料库与他所做工作"GugloKVEK"的优劣。Witkam用大量的实例说明他是如何来解决诸如搜索结果过滤等技术问题的。

Fritz Wollenberg首先评述了A. Künzli新近出版的柴门霍夫传记，并回顾了此前用德语出版的有关这位世界语创始人的著作。Wollenberg认为柴门霍夫的文学作品也是值得一读的。柴氏著作中所具有的人文思想以及语言创新与文化史的价值，使得其人其事也应该被世界语界之外的人所知。

本书最后一篇文章是由Mondial出版社的负责人Ulrich Becker写的，考虑到书刊出版在计划语言的发展以及语言社团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Becker认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诸如按需出版、电子书等新的出版形式层出不穷。对于世界语的图书出版业而言，这不仅是挑战，也是机遇。

总体说来，这是一本内容广泛，全面反映了国际语学研究现状的论文集。书中作者大多是国际语学研究的一线学者，这不但保证了本书的质量，也使本书的论题极具前沿性。

书中所有文章均为德语，甚至没有英语或世界语的摘要。原因可能在于此书是由GIL（德国国际语学学会）成员献给Blanke博士七十大寿的一本纪念文集，而不是一本面向国际市场与读者的著作。这种全德语的书籍不利于这本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被更多的学者所了解与使用，这无疑是一件憾事。

书末附有的作者简介有助于读者了解国际语学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但却缺乏各类有助于读者查找信息的索引。

从内容与形式上看，这本书都是国际语学研究的佳作，不仅值得国际语学研究仔细研习，也有助于语言学相关领域的其他读者。对于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研究者而言，本书更是一本可以启迪思路的论文集。